余少好读司马子长书,见其感慨激烈、愤郁不平之气,勃勃不能自抑。以为君子之处世,轻重之衡,常在于我,决不当以一时之所遭,而身与之迁徙上下。设不幸而处其穷,则所以平其心志、怡其性情者,亦必有其道。何至如闾巷小夫,一不快志,悲怨憔悴之意动于眉眦之间哉?盖孔子亟美颜渊,而责子路之愠见,古之难其人久矣。
已而观陶子之集,则其平淡冲和,潇洒脱落,悠然势分之外,非独不困于穷,而直以穷为娱。百世之下,讽咏其词,融融然尘查俗垢与之俱化。信乎古之善处穷者也。推陶子之道,可以进于孔氏之门。而世之论者,徒以元熙易代之间,谓为大节,而不究其安命乐天之实。夫穷苦迫于外,饥寒憯于肤,而性情不挠,则于晋、宋间,真如蚍蜉聚散耳。昔虞伯生慕陶,而并诸邵子之间。予不敢望于邵而独喜陶也,予又今之穷者,扁其室曰陶庵云。
译文
我年少时喜欢阅读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看见文章的内容情感愤激、充满了愤恨抑郁不平之气,这种情感十分激烈,难以抑制。我认为君子处在这个世上,对于事物加以权衡的标准、尺度,始终在于自己的个人情感,决不应该因为一时的遭遇,或自己处境的变化而改变。假设不幸处于困窘的处境,那么利用这种处境使自己的心态平和,性情得到愉悦的人,一定是有他自己的方法。哪里会像那些道德修养不高的普通人,一旦外界的环境不符合他的心意,悲伤哀怨憔悴的神情就会表现在眉宇间?孔子常常赞美颜渊,责备子路的恼怒,从中可以看到古人能做到平其心志、怡其性情也是很困难的。
不久前我看了陶潜的文集,文章中
北岳在浑源州之南,纷缀典籍,《书》著其为舜北巡狩之所,为恒山。《水经》著其高三千九百丈,为元岳。《福地记》著其周围一百三十里,为总元之天。
予家太行白岩之旁,距岳五百余里,心窃慕之,未及登览,怀想者二十余年。至正德间改元,奉天子命,分告于西蕃园陵镇渎,经浑源。去北岳仅十里许,遂南行至麓,其势冯冯煴煴,恣生于天,纵盘于地。其胸荡高云,其巅经赤日。
余载喜载愕,敛色循坡东,迤岭北而上,最多珍花灵草,枝态不类;桃芬李葩,映带左右。山半稍憩,俯深窥高,如缘虚历空。上七里,是为虎风口,其间多横松强柏,壮如飞龙怒虬,叶皆四衍蒙蒙然,怪其太茂。从者云,是岳神所宝护,人樵尺寸必有殃。故环山之斧斤不敢至。其上路益险,登顿三里,始至岳顶。颓楹古像,余肃颜再拜。庙之上有飞石窟,两岸壁立,豁然中虚。相传飞于曲阳县,今尚有石突峙,故历代凡升登者,就祠于曲阳,以为亦岳灵所寓也。然岁之春,走千里之民,来焚香于庙下,有祷辄应,赫昭于四方。如此,岂但护松柏然哉!余遂题名于悬崖,笔诗于碑及新庙之厅上。
又数十步许,为聚仙台。台上有石坪,于是振衣绝顶而放览焉。东则渔阳、上谷,西则大同以南奔峰来趋,北尽浑源、云中之景,南目五台隐隐在三百里外,而翠屏、五峰、画锦、封龙诸山皆俯首伏脊于其下,因想有虞君臣会朝之事,不觉怆然。又忆在京都时,尝梦登高山眺远,今灼灼与梦无异,故知兹游非偶然者。
蹊路高低入乱山,诸贤相送愧间关。
溪云压帽兼愁重,风雪吹衣着鬓斑。
花烛夜堂还共语,桂枝秋殿听跻攀。
相思不作勤书礼,别后吾言在订顽。
雪满山城入暮关,归心别意两茫然。
及门真愧从陈日,微服还思过宋年。
樽酒无因同岁晚,缄书有雁寄春前。
莫辞秉烛通霄坐,明日相思隔陇烟。